9月1日，我喜欢对着教学楼发呆

卢志文

又是一个9月1日。

对学生、家长和老师来说，这当然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我在学生、老师、家长和校长的角色里经历了几十个9月1日，这个日子给我的感觉更加特别。

小时候，这一天总是被期盼，农村孩子，渴望上学，神往校园。即便是高中最后一学年的那个9月1日，也都是在期盼中到来的，那时迎接高考，阳光灿烂，丝毫没有“黑色”的感觉。

读师范的那几年，9月1日更是心中的等待。虽然农村的暑假生活也很快乐，但是学校那些可以进出图书馆、阅览室的日子更有吸引力。

参加工作的那一年，9月1日，是在兴奋、好奇和不安中到来的。这个日子仿佛是婚期。

从那以后，对9月1日的感觉慢慢地变了。

教学水平在提高，对教育的兴奋和好奇却在减少；脑力劳动的强度下降了，体力劳动的强度却在上升——业务越来越驾轻就熟，课业负担却越来越重。对9月1日，期盼少了，责任感重了。

一个人担任着全年级四个毕业班的化学教学任务，异常辛苦，那几年的9月1日，总觉得来的太快了。那是八十年代后期。

走上管理岗位，9月1日更多的时候成了一种“期限”，像是写在合同里的“交货日期”。很多事情必须在9月1日以前做好，因此暑期总比平时更忙。终于顺利开学了，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这种感觉最强烈的有三次。那是在做民办教育，担任校长之后。

99年淮安外国语学校初创。学校3月份奠基，当年秋季要准时开学。9月1日成了大限。千头万绪，所有事情都从9月1日往前倒着算计时间。开学前的三天，只有通宵达旦了。董事长、校长，老师、员工，大伙在一块战斗，身体累得不行，心里却很充实。9月1日，在美丽的新校园迎接快乐的孩子和热情的家长，所有的劳累和委屈都一扫而空。

这样的情形后来在宝应和监利被一再演绎。唯一不同的是，淮外的建设规模是60亩地3万平米建筑30个班级的容量，宝应中学是200亩地7万平米建筑90个班级的容量，而翔宇监利新校是400亩地12万平米建筑150个班级的容量。

无分岗位的高低贵贱，大家通宵达旦地一起战斗，那种同甘共苦的创业精神已经积淀成团队的优良传统，成为团队凝聚力的不竭源泉。

不管是在新校园，还是在老校园，我总喜欢在9月1日这一天，看着教学楼发呆。回忆自己走过的那些9月1日，想想这个日子给这么多孩子带来的命运的改变，不免感慨万千。

课间喧腾的校园充满着活力，上课时间一到，校园很快复归宁静，这时候透过窗户你会感受到课堂里的抑扬顿挫、激情互动和头脑风暴。

这个时候，我常想，多少孩子的命运从此被改变啊！

中午放学，脸上洋溢着兴奋和快乐的孩子们走出校园，我知道，现在的他们和早晨到校上学时候的他们已经不一样了。那些影响和改变，是不可逆转的，他们再也不可能回到早晨进校之前的那种状况了。

我坚信，对绝大多数孩子而言，这种改变是积极的，美好的，有益的，正面的。但，我同样知道，也有一些孩子，因为一位老师、一堂课、一段话、一个事件甚或一个细节，在另一个方向上被改变。

常言说，好孩子不一定是教出来的。不过，我总觉得：“坏孩子”一定是不良教育的结果。那些不良的教育，有的来自家庭和社会，更多的则来自学校和老师。

因此，我常常想，良师应该有两种，一种是在个体层面上最大程度地培育人才，另一种是在群体层面上最小程度地摧残和扼杀人才。

无论是像我这样投身教书职业的人，还是像王玉芬董事长那样倾资办教育的人，教育早已经成为了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些年不断推动学校品质提升、规模扩大，筚路蓝缕，逆势前行，一方面，当然是想创造好的教育培育更多的优秀人才，其实，另一方面，也是不忍看到一些不良的教育每时每刻在耽误甚至扼杀那些可爱的孩子。

中国的人口负担，是最大的劣势，当我们通过教育把“人”变成“人才”，“人口负担”就成了“人力资本”，那一定是中国最大的优势。还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更紧迫？还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更重要？！

这件事，不仅需要我们去鼓与呼，更需要我们实实在在一点一滴地去做、去改变。

做这件事，无论怎样付出都值。